家里有个手提密码箱，里边放的不是钞票，不是存折，不是金银首饰，而是妻子每年购买的集邮册，以及收集来的油票、布票、粮票：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有产物。

    说起粮票，其种类五花八门。有全国通用粮票，有地方粮票。地方粮票有四川粮票、四川粮票、河南粮票……还有重庆粮票、洛阳粮票，新乡粮票……

    从票面上看，有“壹市两”的粮票，也有“拾公斤”的粮票……粮票的背面，大都印有“本票不准买卖，涂改无效、遗失不补”的字样。或盖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”的公章，这是全国粮票；或盖着“某某省粮食厅”、“某某市粮食局”的公章，这是等级不同的地方粮票。地方粮票的使用范围，限制得清清楚楚。你要去四川，河南粮票、洛阳粮票便失去了“英雄用武之地”，你腰包里的钱即使再多，若没有全国粮票，也没有四川粮票，饭店就不会卖给你一个二两重的馒头。同理，你要到郑州去，洛阳粮票就换不来一碗面条，只有郑州粮票或河南省粮票、全国粮票，才能解决你的临时吃饭问题，否则，只能饿肚子。

    看着这些“劳什子”，大有恍若隔世之感。有朋友说，无用之物，何不弃之？妻子说，这是俺收藏的“文物”，既有艺术观赏价值，又具有升值功能，说不定将来的某一天，能值大钱呢。我说，这些面积大约等于两三张邮票大小的粮票，是一面面镜子，它折射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资匮乏；也映照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：我们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。这些粮票从历史舞台上的消失，应归功于改革开放。是改革开放，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。

    解放初期，共产党领导我们打土豪分土地，顺应了时代潮流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。20世纪50年代，照搬苏联模式，大搞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，追求“一大二公三纯”，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，是“大锅饭”体制，违背了“按劳分配”原则。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大搞“阶级斗争”，说什么集体化是“金光大道”，单干就是“独木桥”；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；在自己家里养几只鸡，也成了“资本主义尾巴”……特别是在狂热的“大跃进”时期，亩产几万斤的“卫星”不断升天，某报还在头版头条位置，刊出了某农业社“早稻平均亩产36956斤”的特大“好消息”（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，见《头版头条》一书，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），谁要是对“浮夸风”说个不字，立马就成了右倾或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。

    逆规律而行，必遭规律的惩罚。“大跃进”带来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其实是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”（刘少奇语）。粮食越来越紧张，大家都在忍饥挨饿……

    粮票越来越珍贵。笔者所在的小城，一块儿手表换不来一张10斤的粮票。

    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安徽省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，揭开了“分田到户”的序幕，第二年就取得了大丰收，一年的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的粮食总和。此消息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知道了，他说，很好嘛，应当大胆地试，没有必要担心（见《改革开放三十年》一书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）。于是，星星之火，燃遍了安徽农村，又燃遍了全国大地。苏联模式被抛弃，“大锅饭”的绳索被解除，扩大了生产者的经营自主权，使广大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人，他们的智慧和积极性，空前高涨，大丰收的消息铺天盖地。从此，珍贵的粮票，一天天在贬值，没有了它，人们可以到“自由市场”去“自由”地购买粮食和食品……改革开放，使市场经济那只无形的手，发挥了神奇的作用，让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琳琅满目，供大于求，于是，粮票也就成了一片儿一片儿废纸，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而我却在这一堆凋零的残片碎叶中，拣出寥寥几张，作为纪念，珍藏在密码箱里。

    这些“历史文物”，从反面证明了，只有改革开放，才能复兴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